世界纪念碑与奇迹

从最广义上讲,纪念碑是为纪念、颂扬或永久保存而建造或划分的结构。奇迹则更为模糊:一件在规模、艺术性、工程技术或文化影响力上如此非凡的作品,以至于能够激发跨越世代和文明的赞叹。这两个类别在很大程度上重叠。每一个奇迹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纪念碑;但并非每一座纪念碑都能上升到奇迹的地位。通常适用的标准包括巨大的规模、建造的技术难度、工艺水平、赋予该遗址的文化或精神意义,以及作品经受数世纪使用、风化和人为忽视的能力。

纪念碑与遗产地之间的区别也值得明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成立于1972年,维护着一份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该名录包括本页讨论的许多纪念碑,但其标准是正式的、行政性的,并与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挂钩。相比之下,纪念性和奇迹性是比该条约早几千年的文化判断。许多出现在每个流行奇迹名录上的遗址,早在现代保护机制存在之前就已受到赞颂。关于条约体系本身的更深入了解,请参阅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配套页面。

本页从几个重叠的框架来概述纪念碑与奇迹。古典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在两千多年前确立了在地中海世界列举纪念碑的习惯。2007年经全球在线投票宣布的世界新七大奇迹将这一习惯延续到现代。除了这些名录之外,本页还涉及世界上伟大的宗教、帝国、市政和工程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威胁,以及纪念碑在塑造国家如何铭记自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CountryReports不试图对纪念碑进行相互排名。下面选择的条目是基于文化影响力、世界纪念碑基金会、盖蒂保护研究所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机构的学术文献记录,以及它们对理解本网站其他地方涵盖的国家和地区的有用性。

列举七座杰出纪念碑的习惯本身就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经典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出现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的希腊化时期旅游指南和汇编中,当时讲希腊语的旅行者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王国统治下穿越东地中海地区。西顿的安提帕特等作家以及后来的拜占庭的斐洛收集了对希腊世界所知最著名景观的描述。这份名录从来不是单一的固定文件;它是通过多个来源汇聚而成,今天人们熟悉的最终形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标准化。

通常命名的七个遗址是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现今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小亚细亚西部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现今土耳其海岸的哈利卡纳苏斯陵墓、希腊罗得岛上的罗得岛巨像,以及埃及海岸的亚历山大灯塔。其中只有吉萨大金字塔仍然屹立。其他的都被地震、火灾、战争或数世纪的漫长磨损所摧毁。

大金字塔为古王国第四王朝的法老胡夫而建,原始高度约146.6米,在近四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地球上最高的人造结构。空中花园被希腊作家描述为通过复杂机械灌溉的梯田种植,问题尤为突出:在巴比伦尚未确认其考古痕迹,包括牛津大学的Stephanie Dalley在内的学者提出,古典文献中描述的花园实际上可能位于亚述国王西拿基立统治下的尼尼微。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存在仍有争议。

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由菲迪亚斯在公元前五世纪雕刻,是一尊黄金和象牙制成的巨型雕像,坐落在宙斯神庙内,很可能在公元五世纪因火灾而失落。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在古代晚期最终被毁之前曾多次被焚毁和重建。哈利卡纳苏斯陵墓为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卡里亚总督摩索拉斯而建,幸存至中世纪后倒塌,其大理石最终被重新用于建造十字军城堡。罗得岛巨像是一座矗立在港口附近的太阳神赫利俄斯青铜雕像,在公元前约226年的地震中倒塌,废墟保留了数世纪。亚历山大灯塔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法罗斯岛上,作为航海信标运作了一千多年,直到中世纪被地震摧毁。其底座碎片在1990年代由海洋考古学家从亚历山大港打捞出来,现在在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和盖蒂保护研究所的支持下进行研究。

2007年,总部设在瑞士的新七大奇迹基金会宣布了一项全球在线和电话投票的结果,旨在产生古典名录的现代对应版本。获胜遗址是中国的长城、约旦的岩石切割城市佩特拉、巴西里约热内卢俯瞰城市的基督救世主像、秘鲁的印加遗址马丘比丘、墨西哥的玛雅城市奇琴伊察、意大利罗马的斗兽场,以及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吉萨大金字塔作为唯一幸存的古典奇迹,在竞赛之外被授予荣誉地位。

该投票吸引了超过一亿张选票。其方法也受到遗产专家的广泛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拒绝认可或参与该投票,指出其标准不科学,投票过程无法保证每位投票者只投一票。一些政府组织了动员国家纪念碑选票的活动,一些批评者认为结果反映的是旅游营销而非对文化价值的任何严格评估。尽管有这些反对意见,世界新七大奇迹名录在民间使用中已被证明是持久的,并且对列入名录遗址的访问人数产生了可衡量的影响。

同一基金会后来发起了命名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迹(2011年宣布)和世界新七大奇迹城市(2014年宣布)的活动。这些后来的名录吸引的关注少于2007年的原始投票。

除了古典七大奇迹之外,古代世界留下了范围更广的纪念性作品。仅吉萨高原就不仅包含胡夫的大金字塔,还有哈夫拉和孟卡拉的金字塔、大狮身人面像、每位法老的停灵庙、附属的王后金字塔、马斯塔巴墓穴,以及连接该建筑群与尼罗河的堤道和港口工程。包括开罗埃及博物馆和吉萨高原测绘项目在内的机构的实地工作已经阐明了高原南部工人定居点的范围,并挑战了金字塔由奴隶建造的旧观点。

位于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是欧洲最易识别的幸存巨石圈。其萨森石和蓝石阶段大约跨越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五百年。该遗址在数世纪内被建造和重建,最近对周围景观中牛和人类遗骸的同位素研究表明,它吸引了来自现今不列颠群岛各地的访客。在中美洲,位于危地马拉北部雨林中的玛雅城市蒂卡尔从大约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九世纪陡然耸立在丛林树冠之上。其四号神庙约70米高,是美洲任何地方最高的前哥伦布时期结构之一。

拉帕努伊的摩艾石像,位于现今东南太平洋智利领土复活节岛上,是大约公元13至17世纪期间从拉诺拉拉库的火山凝灰岩中雕刻的纪念性石像。已知有近九百尊摩艾。加州大学和复活节岛雕像项目的学术研究已经绘制了它们的分布图,使用木制雪橇和绳索重建了它们的运输,并修订了关于岛上生态崩溃的旧理论。

也许对我们理解早期纪念性建筑最重要的重塑来自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这是一个圆形石质围栏建筑群。自1990年代以来由德国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发掘工作已将该遗址定年为约公元前九千五百年,比最早的城市早几千年。随着更多围栏被发掘和新的放射性碳证据积累,年代测定仍在完善中,但该遗址已经颠覆了纪念性宗教建筑是在农业兴起之后而非帮助推动农业发展的旧假设。关于建造这些作品的文明的更全面背景,请参阅关于古代文明的配套页面。

宗教一直是世界历史上纪念性建筑最富有成效的赞助者。伟大的寺庙、清真寺、教堂和朝圣中心是地球上记录最详尽的建筑之一,它们继续作为活跃的宗教空间而非静态博物馆发挥作用。

位于柬埔寨西北部的吴哥窟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宗教纪念碑,护城河内占地约一百六十二公顷。它建于12世纪上半叶,由高棉国王苏利耶跋摩二世作为供奉毗湿奴的国家寺庙,后来被改用于佛教。婆罗浮屠位于印度尼西亚中部,是一座九世纪的大乘佛教佛塔建筑群,其梯田承载着超过二千六百块浮雕面板和数百尊佛像。1975年至1982年期间,由印尼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的大规模修复活动拆卸并重新组装了该纪念碑的大部分。

在基督教世界,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典范性的哥特式大教堂,始建于1163年,自2019年4月火灾以来成为灾后保护的案例研究。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更古老也更多层次:建于公元537年作为东罗马帝国的大教堂,1453年奥斯曼征服后改建为清真寺,1935年至2020年间作为博物馆运营,现在再次作为清真寺运作。印度南部马杜赖的米纳克希神庙供奉女神米纳克希及其配偶桑达雷斯瓦拉,以其覆盖着数千座多彩雕塑的高耸塔门而闻名。

沙特阿拉伯麦加的大清真寺,也称为禁寺,环绕天房,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它已多次扩建以容纳年度朝觐期间超过两百万朝圣者。伦敦伊斯玛仪研究所等机构对该遗址历史发展的学术研究,追溯了穆斯林世界圣地空间的演变。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西藏高原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达赖喇嘛的前冬季居所,在其岩石基座之上耸立超过一百七十米。耶路撒冷老城的圣墓教堂被许多基督教传统尊为拿撒勒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和复活的地点,自19世纪以来根据现状协议由六个基督教团体共同分享。

统治者总是通过建造来留下他们统治的可见记录。帝国和皇家纪念碑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类别,其中建筑雄心与政治合法性密不可分。北京紫禁城建于1406年至1420年间,由明朝永乐皇帝下令建造,近五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国家的礼仪和行政中心,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其轴线规划、层层叠叠的庭院和黄色琉璃瓦的等级使用,阐述了关于皇帝位于天地之间位置的宇宙学主张。

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在17世纪下半叶由路易十四从皇家狩猎小屋改建为法国君主制的所在地。其镜厅、安德烈·勒诺特尔设计的花园以及两座特里亚农宫确立了一种被欧洲及其他地区复制的建筑语言。位于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建于1631年至1653年间,由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其妻子穆塔兹·玛哈尔建造的陵墓。其白色大理石圆顶、侧翼尖塔和镶嵌的硬石工艺被广泛研究为莫卧儿陵墓建筑的顶峰。

德里的红堡由同一位沙贾汗在莫卧儿首都从阿格拉迁往德里时建造的宫殿城堡,至今仍是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的礼仪中心。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从15世纪到19世纪一直是奥斯曼苏丹的行政所在地,包含皇家后宫、宝库和伊斯兰圣物收藏。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是纳斯里德埃米尔的防御宫殿,是西地中海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纪晚期伊斯兰宫殿建筑之一。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季居所,是重要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群,拥有广阔的正式花园和位于宫殿上方山丘上的凯旋门。

市政和纪念性纪念碑占据着与宫殿和寺庙不同的范畴。它们是公共工程,由国家或城市建造并为之服务,旨在表达关于民族身份、牺牲和价值观的主张。自由女神像位于纽约港的自由岛上,是1886年法国人民赠予美国的礼物。由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设计,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内部铁框架,它成为现代最广泛复制的国家象征之一。

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上,1884年建成的华盛顿纪念碑和1922年落成的林肯纪念堂形成了最刻意的市政画面之一。广场的轴线构图,包括倒影池和越战纪念碑,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记录,并构成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长期研究的主题。在巴黎,凯旋门由拿破仑于1806年委托建造,1836年建成,矗立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西端,铭刻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将军和胜利的名字。埃菲尔铁塔建成于1889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的世界博览会而建,最初引起争议;批评者呼吁拆除它,直到它作为无线电和后来的电视发射塔的实用性确保了它的地位。

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于1791年作为新古典主义城门建成,成为德国民族记忆的焦点,跨越拿破仑占领、冷战时期的城市分裂以及1990年的统一。祖国母亲在召唤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岗,是一座85米高的混凝土雕像,于1967年建成以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建成时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独立雕塑;至今仍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纪念雕像之一。

自19世纪晚期以来,纪念性建筑的类别已扩展到包括那些目的名义上是功能性但其规模和公众接受度使它们牢固地置于奇迹传统中的工程作品。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建成于1889年,是第一座超过三百米高度的结构,在1930年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物体。纽约的帝国大厦建成于1931年,保持该记录至1972年,是早期摩天大楼最具影响力的例子之一;其装饰艺术造型和钢架已被史密森尼学会的策展人详细研究。

金门大桥横跨旧金山湾口,建成于1937年,将悬索桥带到了新的规模,仍然是20世纪最易识别的工程作品之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哈利法塔建成于2010年,高达828米,按任何常规结构标准都是地球上最高的建筑。其由Skidmore, Owings & Merrill开发的扶壁核心系统,使传统摩天大楼形式扩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可能。

基础设施工程同样属于现代奇迹名录。英吉利海峡隧道于1994年开通,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多佛海峡下50公里处承载铁路交通。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开通,2016年随着新的新巴拿马型船闸大幅扩建,改变了全球航运,仍然是西半球研究最深入的土木工程作品之一。中国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于2012年建成,按装机容量计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设施。法国南部的米约高架桥于2004年开通,由工程师Michel Virlogeux与建筑师Norman Foster设计,是世界上最高的桥梁,也是极简主义结构表达的著名例子。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建成于1973年,由Jørn Utzon设计,因其在20世纪建筑中的杰作地位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本页描述的许多纪念碑面临紧迫威胁。武装冲突、偶像破坏、气候变化、大规模旅游以及时间的简单流逝都对幸存数千年的遗址施加持续压力。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纪念碑基金会和盖蒂保护研究所通过调查工作、修复资助和对国家遗产管理机构的专业培训,协调对这些压力的大部分国际响应。

叙利亚沙漠中的古代商队城市帕尔米拉说明了现代战争的破坏能力。2015年至2017年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成员蓄意拆毁了贝尔神庙、巴尔沙明神庙、凯旋门和几座塔墓,并杀害了该遗址的长期主管Khaled al-Asaad。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大佛,两尊雕刻在丝绸之路沿线悬崖面上的六世纪巨型砂岩雕像,于2001年3月被塔利班炸毁。它们的壁龛仍然空着;关于部分重建是否合适的国际辩论仍在继续。

气候变化已成为遗址管理者的主要关切。海平面上升和acqua alta事件频率增加威胁着威尼斯,其中世纪核心在2021年MOSE防洪屏障系统完成之前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加速侵蚀和降雨增加影响着马丘比丘,秘鲁政府已限制每日访客数量并实施定时入场。热应力、永久冻土融化和野火烟雾是从斯瓦尔巴群岛到美国西南部纪念碑的新兴威胁。

世界纪念碑基金会发布两年一次的世界纪念碑观察名录,列出承受特殊压力的遗址,作为动员关注和资金的工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为这些活动中的许多贡献策展和考古专业知识,印度考古调查局协调泰姬陵和其他印度纪念碑的保护工作。该领域在重建伦理、归还外国收藏中保存的纪念碑碎片,以及使用摄影测量和三维建模等数字工具来保护面临直接毁坏风险的遗址等方面持续辩论。

纪念碑从来不是政治中立的。它们由具有特定议程的机构委托、选址和维护,并作为关于哪些过去应被铭记、哪些应被遗忘的可见主张发挥作用。公共记忆研究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史密森尼学会、国家地理学会以及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机构的历史和记忆研究部门都有贡献。

关于保留或移除纪念碑的辩论在21世纪愈演愈烈。在美国,南部联盟纪念碑的存在,其中大多数是在内战结束数十年后的吉姆·克劳时期或20世纪中叶民权反弹期间安装的,已成为持续公共争议的主题。许多市政当局在2015年、2017年和2020年的事件之后移除或迁移了此类雕像;其他雕像根据州保护法律仍然保留。在南非,罗德必须倒运动始于2015年开普敦大学,导致殖民管理者塞西尔·罗德雕像的移除,并催化了关于大学课程、奖学金以及英联邦各地殖民时代雕像存在的更广泛辩论。

类似的辩论在欧洲各地上演。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像,他对刚果自由邦暴行负有责任,在几个比利时城市被移除或污损。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奴隶贸易商Edward Colston的雕像于2020年6月被示威者推倒并扔进港口,现在以其损坏状态在M Shed博物馆展出。在后苏联国家,列宁和苏联时代战争纪念碑的移除产生了自己的政治争端,最近和最明显的是自2014年以来在乌克兰。关于这些辩论的更广泛历史背景,请参阅关于非殖民化的配套页面。

CountryReports记录那些实质上影响一个国家或城市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纪念碑辩论,但不对具体雕像移除倡导立场。读者应查阅主要来源和地方机构以了解任何特定案例的背景。

虽然本页集中讨论人造纪念碑,但奇迹的语言长期以来一直延伸到具有非凡规模和美丽的自然特征。一份被称为世界七大自然奇迹的非官方名录在20世纪中叶流行起来,最常归因于CNN 1997年的汇编,通常包括美国的大峡谷、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大堡礁、北极光、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珠穆朗玛峰、墨西哥的帕里库廷火山、里约热内卢港以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之间赞比西河上的维多利亚瀑布。

与古典或世界新七大奇迹不同,这份自然名录没有单一权威来源。它没有相当于新七大奇迹基金会的管理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维护着一份单独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遗址名录,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供支持这些提名的科学评估。上面列出的七大自然奇迹中的每一个都受到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或同等机构的全部或部分保护,并且在气候变化时代都面临独特的保护挑战。许多这些遗址的详细介绍出现在CountryReports各自国家的页面上。

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单独公约中得到承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里相关的第三个类别。它涵盖传统、表演艺术、仪式和工艺,而非建筑。纪念碑和非物质遗产常常联系在一起:一座没有仪式的神圣建筑,或一扇没有游行的大门,失去了使其成为奇迹的大部分意义。

所有CountryReports内容的详细引用、数据参考和机构来源都列在资料来源页面上。以下机构是纪念碑和奇迹内容所依赖的主要权威机构。每个链接指向该机构的主页。

国际遗产机构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 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管理机构和已列入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权威数据库。
•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遗产的非政府咨询机构;发布《威尼斯宪章》和持续的专题研究。
• 世界纪念碑基金会 — 两年一次的世界纪念碑观察和一百多个国家实地保护项目的机构赞助商。
• 盖蒂保护研究所 — 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培训,包括遗址管理规划和材料科学。

博物馆和国家收藏

• 大英博物馆 — 古代地中海、近东、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纪念性传统的收藏和策展学术研究。
•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海尔布伦艺术史时间线中涵盖古典、伊斯兰、亚洲和前哥伦布建筑的策展文章。
• 史密森尼学会 — 包括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在内的研究单位记录市政纪念碑和土著建筑传统。
• 国会图书馆 — 建筑摄影收藏、美国历史建筑调查记录以及印刷品和照片在线目录。
• 卢浮宫博物馆 — 来自古埃及、近东和中世纪法国的收藏,以及关于纪念性雕塑和建筑的长期策展学术研究。
• 埃及博物馆(开罗) — 吉萨高原以及更广泛的古、中、新王国纪念性记录的主要收藏。
•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 宾夕法尼亚大学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和埃及的收藏;积极的挖掘和遗产合作伙伴关系。

学术和专业机构

•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 — 关于历史保护、纪念性和公共空间理论的研究和出版。
• 印度考古调查局 — 印度全国重要保护纪念碑的监管机构,包括泰姬陵、红堡和阿旃陀-埃洛拉石窟。
• 伊斯玛仪研究所 — 关于历史伊斯兰建筑的学术研究,包括早期清真寺、伊斯兰学院和宫殿遗址。
• 国家地理学会 — 实地资助和关于受威胁纪念碑和新兴考古发现的探险报道。

如果您发现错误或希望提出更正建议,请使用我们的联系页面与我们联系。